茅台缘何如此频频中枪？值得我们深思。在笔者看来，100年前茅台酒获巴拿马博览会金奖的历史故事，仅仅是茅台塑造品牌文化，丰富和挖掘“茅台文化”内涵的战略举措之一。可是100年后的今天如果别有用心之人再拿来过度炒作和解读，刻意，甚至是故意的强调和放大，人云亦云，其用心未免就需要质疑了。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要实现“中国制造2025”，让国人大快人心。作为“中国制造”的主要民族品牌代表之一，茅台酒是中国酱香型白酒的鼻祖和典型代表，是中华民族智慧和精神凝聚融合的陈酿，是我国劳动人民心血和智慧的结晶。自1915年从边远贵州大山深处的一个边陲小镇远涉重洋，凭借其卓越的品质与风格，瓶破天惊，勇夺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与法国科涅克白兰地、英国苏格兰威士忌并称世界三大蒸馏名酒以来，已连续16次荣获国际金奖，蝉联历届国家名酒评比之冠，创下了“外运五洲万人尝”的百年辉煌，成为中国白酒行业中迄今为止唯一集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原产地域保护产品、国家纯粮固态发酵白酒等认证于一身的白酒产品，成为中华民族呈给世界的一张“国家名片”。这本该是我泱泱天朝海内外十几亿儿女引以为傲的荣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断书写着中国酱香传奇的茅台，却频频成为一些人口诛笔伐、宣泄情绪的目标。
所谓“树大招风”，近年来茅台所受到的种种非议，着实令人颇为费解。每每要举行某项重大活动，或要参加某项国际国内酒业盛事，又或是每年的白酒销售旺季即将来临之际，茅台都会被推上风口浪尖，身陷舆论漩涡而几无辩驳之机，总是被业界、学术界一些头衔“前缀”冠上所谓“资深”二字之人一味的挑剔或质疑，甚至进行诋毁、抹黑，真是咄咄怪事。这次在成都春季糖酒会即将召开之际引发的茅台获巴拿马金奖被指造假事件，就是个典型的案例。其实这是当前低速增长新常态下行业内的一种浮躁心态，一种典型的恶性竞争行为。毫不客气地说，这是行业乃至整个国度的悲哀，不得不引发我们每一个国民去深思。
且不说有关巴拿马赛会中国赛品获奖的统计数字、获奖的具体赛品和奖项奖级等，因官方统计口径不一、翻译误差大、人手过少而未能对获奖赛品进行仔细核对等原因造成张冠李戴、统计混乱，从而导致各类着述不一的记述，进而成了后人解不开的历史谜团。仅茅台酒的参评，说法就林林总总。但关于茅台酒当年获巴拿马赛会金奖之说，现存中外文献中早有记载。民国时期始纂于1914年，刊行于1937年，由杨兆麟、赵恺、杨恩元先后主纂的《续遵义府志》卷十二“物产·茅台酒”目明确记载：“前志，出仁怀县西茅台村，黔省称第一……往年携赴巴拿马赛会，得金牌奖，固不特黔人珍之矣。”1999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卷亦载：“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茅台春和茅台烧春获得金质奖。”
志书官修，由来已久。方志既为“一方之全书”，又是“一方之全史”，它是真实、全面、系统地记载一地自然、人文、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社会等历史发展全貌的重要文献典籍资料性着述，被喻为地方“百科全书”和“博物之书”，具有较高的存史资治、利国益民等功能。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便是编修志书最基本的原则。因此，《续遵义府志》中关于茅台酒获巴拿马赛会金奖的记载应该是较为可信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些人一味断章取义，对茅台酒获巴拿马赛会金奖的史实不作深究就妄下结论，即失之于偏颇，也很不公允，甚至造成以讹传讹，鱼目混珠，使众人难知事实真相。尤其是在那些似知而又显得不知之辈的笔下，更是恣意妄说。
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原始历史文献的匮乏，要考证茅台酒在当年巴拿马赛会上的获奖事实真相，确实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近年来，笔者因工作和写作的需要，常常辗转于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之间，掌握了不少珍贵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包括当年巴拿马塞会前后出版的各类书籍报刊，诸如李宣龚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要览》、冯自由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大赛会游记》、屠坤华的《1915万国博览会游记》、陈琪的《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严智怡主编的《巴拿马赛会直隶观会丛编》、张肖梅的《贵州经济》，等等。但尽管占有再多的历史文献资料，笔者也不敢妄加断言，除非找到当年最直接的历史证据。这些着述虽说是研究巴拿马赛会极具价值、不可多得的基础文献，但大概囿于时代、研究视野和获取信息手段的局限性，有不少文献所记述的内容存在片面、错漏，与实际不符之处，疑点颇多。所以，今天的我们只能综合各种相关文献，客观、理性地看待当年茅台酒巴拿马赛会获奖的历史事实。
1915年规模空前的巴拿马赛会，可以说是展示20世纪初人类文明成果的大舞台，显示各国实力的一个特殊竞技场。它是美国政府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建成通航，于1915年在加利福利亚州的旧金山市举办的一次国际性博览会。其全称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航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后人常简称为“巴拿马赛会”。 尽管中国政府于1912年3月就收到美国总统塔夫脱发来的邀请书，且中美双方于当年10月就在旧金山“行政府馆典基礼”，但因南北纷争，政局动荡，经费迟迟不能解决，致使工程建设一度停滞。直到1913年5月，北洋政府专门成立农商部全权办理参赛相关事宜，并于同年6月28日在北京成立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袁世凯亲自任命陈琪为赴美赛会监督兼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局长。同时，事务局在天津成立商品陈列所，任命乐嘉藻为所长，负责征集全国的名优产品送展。乐嘉藻是贵州黄平人，民国时期的贵州教育家，因选送茅台酒、玉屏箫笛获奖状、奖章而蜚声中外，并以巴拿马直隶协会代理会长赴美国旧金山、日本考察实业，着有《巴拿马赛会直隶协会丛编》《贵州党争事略》等专着。随后，各省也先后相继成立赴赛出品协会，负责征集审选产品。全国共有19个省参展，展品多达10余万种，计1800余箱，重1500余吨，于1914年冬分两批运往旧金山。
茅台酒是以贵州公署的名义送展的。当时，贵州公署接到北京政府筹办参展物产的通知后，立即对贵州省准备送展的土特产品进行排队。曾在1910年的南京南洋劝业会上获得殊荣的“成义（华茅）”“荣和（王茅）”两家烧房的茅台酒，自然成了贵州参展的首选。随即，贵州公署向仁怀县公署和县知事发出了将茅台酒迅速送展的通知。仁怀县知事鲁士俊接到通知后，书面通知县商会会长李清和转知茅台酒的成义、荣和两家烧房。两家烧房接到通知后，应征把自己最好的酒选交县商会。县商会收到两家烧房的送展样酒后，转交县公署，由县公署派专人送到省公署。由于当时没有汽车，所以只能靠人背马驮辗转几百公里把酒送到省会贵阳。贵州公署把各地送来的各种产品汇齐后，派人押送至农商部。农商部官员收到两家烧房送来的参展样酒后，发现两家产品的产地、名称和包装都一样，均用黄褐色土陶为酒瓶，且两家产品均冠有“茅台烧房出品”字样，无法区分是哪家送展的产品，且农商部认为烧房的称谓与国际惯例不相协调，所以只好冠以“茅台造酒公司”之名，以贵州公署的名义送展。
赛会于1915年2月20日上午8时如期开幕，12月4日闭幕，历时9个半月，共有31个国家（1915年《学生杂志》所载为43个），20万家展品生产厂和送样单位参加，整个赛会期间参观者达1900万人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博览会展时最长、参加人数最多的先河。开幕当天，参观者即达21.6万余人次。整个赛会共设美术馆、教育馆、社会经济馆、文艺馆、制造业及各类工业馆、机械馆、运输馆、农业馆、园艺馆、农业食品加工馆、矿业和冶金馆11个陈列馆。各国还分别建有政府馆，另有25个国家自建陈列馆。中国馆以故宫太和殿为蓝本, 仿照中国传统宫廷建筑风格搭建，整个馆殿涂以鲜艳大黄色,分正馆、东西偏馆、亭、塔、牌楼等六部分，雕梁画栋，飞檐拱壁。远远望去，颇似皇家禁地, 相当气派。全馆展区面积5万平方米,设有农业馆、矿业馆、交通馆、美术馆和政府馆, 甚为壮观。中国展品分别在教育、工艺、美术、文艺、农业、园艺、食品、矿物及交通9个陈列馆和中华政府馆展出。茅台酒在农业馆内展出。该馆位于博览会入口主通道最北端西侧, 与农业食品加工馆相互对应。
开幕当天， 赛会陈列馆只有美术馆、文艺馆陈列完毕，同时开馆。好在两馆内都有来自中国的大量赛品，让当天参会的所有国人都体会到了什么叫扬眉吐气。之后，其余各馆也依次开馆，因农业、工艺物品最多，于3月初陈列完毕。各政府馆也是开幕式后逐一开放的。从2月24日至3月中旬，日本、加拿大、葡萄牙、挪威等政府馆和美国各州馆相继开馆。中国馆于3月9日下午2时正式开幕，参观人士达数万人，“馆场内外几无插足之地”。美国政府代表、加州总督代表、旧金山市市长等前来致辞祝贺。“侨港华商，相率休业，赴馆祝贺。”3月25日，美国副总统马沙代表总统威尔逊莅临中国馆，陈琪代表中国政府“致赠万花大花瓶两枚，一赠大总统，一赠副总统，为纪念品”。 整个赛会期间，光临中国九大展馆展区的参观者达200余万人次。
本次赛会最备受世人瞩目的，当属赛品的评奖过程。正如弗兰克·莫顿·托德(Frank Morton Todd)1921年在《博览会的故事》中说，“授奖系统是世界上所有博览会全部工作的基本主旨”，“一套完整的授奖管理系统，展示的是大会的权威和国际专家的魅力”。根据审查章程和评分标准，巴拿马赛会的奖项共分六个评级：（甲）大奖章(Grand Prize，荣誉奖中的最佳者)、（乙）荣誉勋章(Medal of Honor，95分以上)和（丁）金质奖章(Gold Medal，85分以上)为一等奖，奖章均为金质；（戊）银质奖章（Silver Medal，75分以上）为二等奖；（己）铜质奖章（Bronze Medal，60分以上）为三等奖；（丙）状词奖 (Honorable Medal)为末等奖。其中，荣誉勋章也称名誉优奖。而末等奖，虽然也可据英文译为荣誉奖章，但实际上此奖并无奖牌，只有奖状，故也称状词奖、奖词、鼓励奖等。为何将状词奖列为“丙”级排列在最后，而不是排列在（乙）荣誉勋章和（丁）金质奖章之间，有学者认为是由于当时中方统计者对实际情况不太了解，只从字面理解，故而错将末等奖列为丙级。据《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章程》第22章第一条规定的“文凭分五等：一大奖章、二金牌、三银牌、四铜牌、五奖词”的内容推断，“荣誉勋章”极有可能是评奖时新增的奖项。
整个赛会期间，共颁发奖项25527个，每个获奖赛品和获奖者均颁发证书，获铜奖以上者还同时颁发奖牌(也称奖章)，共计20344块。中国共计获得各类奖章1200余枚，居各参展国获奖之首。《西报记中国参与巴拿马赛会审查得奖事实》(见载《中国参与巴那马太平洋博览会记实》)记载说：“此次赛品获奖之成绩，固可令国民满意者也。”
中国获奖数量虽然为参展各国之冠，但各赛品的参评并非一帆风顺。自各参展国的各馆展品陈列完毕后，1915年5月初，评审工作进入审查阶段。巴拿马赛会成立了由13人组成的高级审查委员会，美国加利福利亚州代表罗伟尔任会长，美国出品部部长勃克任副会长，书记长（秘书长）由美国4人和中国、阿根廷、古巴、澳大利亚、乌拉圭、荷兰及日本各一名代表出任。陈琪作为中国代表，被公举为评议员和补行审查会特别委员。其后又成立了由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艺术、工商界代表共500人组成的评审团，其中美国人占7/10,其他国家人占3/10。中国有16人参加，由驻美监督处从赴会成员和各省委员中遴选，还招聘留学生和侨商中有学识者数人“参列审查”。此次中国参赛展品“较他国为特多”，种类也丰富。据1914年3月31日出版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出品分类纲目》记载，中国参会的展品共分156部、796类。
评审工作先是由赛会主办方发出审查单，要求各国按照出品人原送的说明照式填写。由于“我国文言不同，大费翻译工夫”。当初各省所送目录书、说明书的中英文词“误漏不一”，且各省派来的赴赛委员中大多不谙英文，所以这项工作只得由赴美赛会监督处“临时赶办”，结果造成部分中国赛品在品名上被翻译来翻译去，致使有的赛品最终幸运获奖后，品名只剩下一堆不知所云的生硬拼写的英文字母。1915年10月20日美国金门出版的《中华民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监督处事务报告》记载说：“惟原单仅有西文且未标明省别，须按照各省目录书、机关名录及人名、品名逐一查译、核对，颇费时日。”
分部审查和分类审查于1915年5月3日开始进行。由于“各省原送说明书，未尽举其滋产与制造之底蕴，难免沧海遗珠”，所以分审结果不尽如人意，“总奖数未逾一千，大奖仅二十余枚”。 好在赛品最后要交付高级审查员商议定案，陈琪作为评议员和补行审查会特别委员，有“视察评论物质及技艺上各要点，从事编查报告”之权利。他全身心地“着手办理中国竞奖事宜”，多次致函高经审查委员会长斯葛夫·罗伟尔，说明申请得奖的理由，据理力争，尽力替中央、官厅及各省出品人代言，创造获奖机会和条件，尽量争取他国的支持和理解。在陈琪的努力下，高级审查委员会的评审结果明显对华倾斜，副会长勃克以及争取评定会会长托来斯克“允许竭力将较他国为优的中国优美物品，给予大奖”。经勃克与农业馆馆长核议，决定“中国农产品，除七省茶给大奖外，加入十二省名农产品，均给大奖，其中就包括贵州。托来斯克还说：“凡赛品争奖事件，决不能十分满意。惟渠对于中国争奖之出品，当加意讨论。除已请奖者得奖外，并可得八省大奖，则中国出品足称美满。”经过以陈琪为代表的中方赴会人员的竭力推荐和努力争取，最终，到8月份审查结束时，中国获奖总数达到1200余枚。屠坤华所着《1915万博览会国会游记》（1916年7月出版）记载：“我获之奖，计一千二百十一枚。内为大奖章五十七枚，名誉奖七十四枚，金牌奖二百五十八枚，银牌奖三百三十七枚，铜牌奖二百五十八枚，状词奖二百二十七枚。”
这次盛会，中国的展品确实令西方人耳目一新，溢美之词亦颇多。有媒体称中国为“东亚最富之国亦东方大梦初醒、进化无量之国”。就连日本东京《时事新闻报》也称：“从前美国所开之赛会，其最行不振者则中国之出品。此次与赛则大异其趣，殆未可轻视。”尤其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会刊》、《旧金山报》等在报道中国展出的盛况时，特别对包括贵州茅台酒、张裕葡萄酒在内的获奖的中国美酒做了专门评价：“中国名酒风味独特，又以冰晶而显其长，受到西方各界人士的青睐。”
谈到茅台酒的评奖，颇具传奇色彩，一直以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在民间广为流传。有参展官员“怒掷酒瓶”说；有官员急中生智推瓶说，等等。这大概与当时的时局有关。那个时候的中国，战乱绵延，国弱民贫，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产自边远贵州的一个边陲小镇，用土里土气的深褐色土陶罐封装的土酒，竟然在大洋彼岸一碎惊万国。消息传开，国人倍受鼓舞，各种版本的“茅台故事”迅速传遍神州大地。于是，便有了怒掷酒瓶说，急中生智推瓶说，等等。
尽馆故事版本各一，但茅台酒在巴拿马赛会上获奖并非偶然，而是由其卓越的品质与独特的风格所决定的。
“天产之富，我固其一。”中国在巴拿马赛会农业馆的展位面积，虽然是参展各馆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展品也最为丰富，“然观我农业馆出品，则简陋已甚”，每日参观者不是很多。而陈列在农业馆中的茅台酒，用的是深褐色的土陶罐包装，本身就较为简陋土气，再加上杂列在棉、麻、大豆、食油等产品中，就更难吸引人们的眼球了，赛会之初几乎无人问津。好在中国赴赛代表团中包括陈琪、乐嘉藻等在内的很多成员在南洋劝业会评奖时都品尝过茅台酒，他们担心这样有竞争力的展品被埋没在农业馆而无人知晓。于是，经陈琪同意，决定将茅台酒移入食品加工馆陈列，以方便突出其位置。不料搬动时，一位代表不慎失手，一瓶茅台酒从展架上掉下来摔碎了，顿时酒香四溢（这就是“智掷酒瓶振国威”等故事版本的来源）。陈琪等人知道茅台酒酱香馥郁，且有空杯留香的特点，不免灵机一动，建议不必换馆陈列。只需取一瓶茅台酒，分置于数个空酒瓶中，并去掉盖子，敞开酒瓶口，旁边再放上几只酒杯，正好利用农业馆展品气味不浓，闲人不多的特点，任其酒香四溢，任由专业人士品尝。“此举果然奏效，人们纷纷闻香而至，争相斟酒品尝，一致赞口叫绝。顿时，中国农展馆里人头躜涌，热闹非凡，很快产生了轰动效应。”
在中国赛品的竞奖过程中，陈琪一直都对审查一节尤为注意，生怕遗漏。他本着有得奖机会就一定要争取的原则，“对于未能开箱布展的赛品，也都邀请审查员随时开验。当场未经得奖的，事后均照章开具说明”。值得一提的是，1915年6月17日，中方在旧金山跑亚街南京楼招待高级审查员和各国与赛委员时，所用酒品中不乏有茅台酒的身影。席间，陈琪在演说中介绍民国肇造前后“进步改良事项甚多”等可喜变化，如数家珍地推介赛品。他不失时机地对宾客们说：“尤望对于各省出品协会、工艺机关评得优奖，则我国将来之进步、赴赛之成绩，物质之文明，学艺之刷新，均于今夕卜之。”由于陈琪等人不遗余力的举荐，再加上展期的轰动效应，茅台酒未经评审团进行评比，而是直接交由高级审查委员会议定，无可争议地荣膺大奖。至于所获奖项的等第，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等金质奖中的第二奖项——荣誉勋章。综合各种史料来看，这一观点不无道理，且与早年茅台酒酒瓶背标上“世界第二”的广告语可谓是不谋而合，耐人寻味。
茅台酒在巴拿马赛会上勇夺桂冠，这在全国都是引起朝野议论的热点话题，在地瘠民贫的贵州，就更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了。送酒赴展的两家烧房，他们做梦都没想到茅台酒竟会成为世界名酒。于是，一场奖牌归属官司一打就是3年多。
官司先是打到仁怀县商会，小小县商会自然无法判定孰是孰非，只得呈文县府。县知事覃光銮收到状纸后，也感到束手无策，于是又一纸呈文将矛盾交到了省长公署。最终，时任贵州省省长的刘显世以折衷的方式对这场奖牌归属纷争作出了裁定，签署了省长公署令。全文如下：
贵州省长公署指令
令仁怀县知事覃光銮：
呈一件，呈巴拿马赛会茅酒，系荣和、成裕两户选呈，获奖一份，难予分给，请核示由。
呈悉：查此案出品，该县当日征集呈署时，原系一造酒公司名义，故奖凭、奖牌谨有一份。据呈各节，虽属实情，但当日既未分别两户，且此项奖品亦无从再颁，应由该知事发交县商会事务所领收陈列，勿庸发给造酒之户，以免争执，而留纪念。至荣和、成裕两户俱系曾经得奖之人，嗣后该两户售货仿单、商标，均可模印奖品，以增荣誉，不必专以收执为贵也。仰即转饬遵照，此令！
中国民国七年六月十四日
省长刘显世
1918年8月4日，覃光銮接到指令后，以县公署名义致函县商会：
省长指令：据本署呈巴拿马赛会事，荣和、成裕两户选呈获奖一份，难于分给请核示一案奉令开呈悉：“云云”等因奉此，除将奖品函交商会事务所领收陈列，以资纪念。并分令荣和、成裕烧房知照外，合行转令仰该荣和、成裕烧房遵照，迅赴商会将奖品模印于售货商标，以增荣誉，是为至要，切切此令！
令茅台村荣和、成裕烧房遵照。
仁怀县公署同时致函仁怀县商会：
为函发事“云云”实纫公谊，此致仁怀县商会：补发巴拿马赛会奖品共二件。
民国七年八月四日
县知事覃行
两家烧房接到指令后，皆大欢喜，不再争执，分别在县商会和茅台设宴招待各界人士，以示庆贺。自此，持续了三年多的纷争才算了结。
时至今日，茅台酒荣获巴拿马赛会金奖的历史已整整百年。由于历史已渐行渐远，再加上原始证据的丢失，关于茅台当年所获奖项奖级的争议，成了一个厘不清的历史悬案。这本来是历史学者和文化爱好者们很好的一个研究课题，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大做文章。
在《破解茅台获奖的百年之谜》一文中，作者所要宣扬的核心观点不外乎就是茅台酒在巴拿马赛会上所获的奖项是银奖而非金奖。其引用的论据主要有三：一是茅台酒早些年的酒瓶背标上的广告语是“世界名酒第二”；二是陈琪主编的《我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记实》一书中，“各省得奖单和各省得奖数目表”列举的是“贵州公署酒·银奖”的字样；三是张肖梅的专着《贵州经济》一书的记载是“荣和烧坊送酒展览，得有二等奖状、奖章”。基于作者所引用的这三点论据，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且不说作者有没有弄清当年巴拿马赛会所设奖项的级次关系，在其原文中，竟然将“（丙）奖词”作为三等奖，列于一等奖的（乙）荣誉勋章（又称名誉奖章）和（丁）金质奖章之间，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在笔者亲见的所有文献中，从未见到过此类记载。当年巴拿马赛会设有一等奖三项，即：（甲）大奖章、（乙）荣誉勋章、（丁）金质奖章，奖章均为金质。倘若茅台酒当年果真被评为“世界第二”，那它所获的奖级便是（乙）荣誉勋章。根据现存相关中外文献的记载，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荣誉勋章是评奖时新增加的奖项。当年陈琪作为巴拿马赛会高级审查委员会成员之一，被公举为评议员和补行审查会特别委员，有很高的话语权，而且他“敢于提要求，如增加奖项、改变奖级等”。如果再结合相关文献和民间“怒掷酒瓶振国威”等广为流传的不同版本的传奇故事来看，茅台酒极有可能是经陈琪、乐嘉藻等人全力举荐，现加上其在展期的轰动效应，从而荣获新增加的奖项——荣誉勋章金奖。
其次，在中文文献中，相较于其他着述，1917年2月出版，由陈琪主编的《我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记实》一书，作为代表中国官方编辑的出版物，相对来说较具权威性。但该书关于中国获奖赛品统计的记述，有许多错误和遗漏之处，甚至出现前后相佐的地方，疑点甚多。
一是在获奖数字记述方面，该书记载说，1915年九月初三，中国赴美赛会监督陈琪曾在旧金山南京楼大餐厅宴请中外名流，他在餐前演说时说：“此次博览会审查之结果，中国赛品共得大奖六十二、名誉奖章六十四、金牌奖二百五十八、银牌奖三百三十七、铜牌奖二百五十八、奖词二百二十七，共计一千二百十一枚。”根据陈琪的说法，各奖数目加起来是1206枚，而非1211枚。还有该书所刊载的《西报记中国参与巴拿马赛会审查得奖事实》一文说：“审查之结果，中国出品共获奖一千二百余枚。内大奖章六十二枚、名誉优奖五十四枚、金牌奖二百五十枚。而公共出品监制人之奖尚不在上列之数。”而该书所刊载的另一篇文章《录报载巴拿马赛会中国赴赛之结束》却记载说：“我国出品得头奖者，增至六十五枚，加以同类出品所得之大奖，合七十四枚。其名誉奖章、金牌、银牌、铜牌、奖词各等奖章，共计得一千二百余枚”。由此可见，陈琪的演说和该书中所记录的中国赛品获奖数字，明显相互抵牾，不知何故。
二是在中国获奖赛品记述方面，有些赛品是根据英文名单回译而来的，因翻译误差等原因，导致部分品名和出品人面目全非，极难辨识。正如王勇则在《1915年巴拿马赛会上中国获奖知多少》（《中国档案报》2010年10月25日，总第2070期第二版）一文中说：“《巴拿马记实》中所载中国获奖赛品，有一部分是根据英文名单回译而来，导致面目全非，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超过百处。中国赛品居然要用英文名单统计，实难辨识，致使不少获奖赛品被历史湮没。此为厘清当年获奖事实真相的最大障碍……已知史料中，错字、脱字、衍字等比较明显，奖项、奖级张冠李戴的问题也非个别。”
三是在该书“各省得奖单和各省得奖数目表”中，关于贵州公署酒获银奖的记载，本身就存在疑点。“贵州公署酒”是否就是茅台酒，还有待考证。当年贵州选送的酒品中，不可能只有茅台酒一种酒品。当时贵州较为着名的酒品还有很多，诸如产于遵义董公寺“程氏酒坊”的小曲酒（20世纪20年代改为“程家窖酒”，即董酒的前身）、产于遵义县鸭溪镇的“赖记雷泉酒”（ 鸭溪窖酒前身）、产于金沙的“源村窖酒”“慎初斗酒”（金沙回沙酒前身），等等。在《我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记实》一书中，编者们在记述中国获奖赛品情况时，将包括茅台酒在内的赛品遗漏，也是极有可能的事。
第三，1939年出版的张肖梅的《贵州经济》，实事求是地说，的确是一部研究贵州近代史不可多得的基础文献。但大概是囿于文献的辗转传抄，该书所记述的内容，同样存在不少片面、错误，与实际不符之处。如书中关于茅台酒是满清咸丰以前某山西盐商仿照汾酒制法酿制的记载，就让人啼笑皆非。该书关于茅台酒获奖记载的原文是：“民国四年世界物品展览会，荣和烧坊送酒展览，得有二等奖状、奖章。”1915年的巴拿巴赛会，在现存所有文献中，并无“世界物品展览会”之提法，当年送展的也是成义和荣和两家烧房。这种极为片面的记载，不得不让其可性度大打折扣。
陈琪、张肖梅等因受制于交通、通讯手段落后等时代的局限，在他们的论着中出现某种错误，尚属情有可原。但拿着智能手机、享受着移动大数据时代的今人，在评价一个事物时不去作深入考究，动不动就拿某部书中的结论当作依据，辗转传抄，以讹传讹，甚至故意夸大，其用心就不言而喻了。
笔者认为，有关茅台酒巴拿马金奖的争议本质上就是一个学术问题。不管是“怒掷酒瓶”也好，还是“智推酒瓶”也罢，只不过是一个企业塑造品牌文化的宣传策略。相信每一个有民族大义的中国人，都希望行业能够团结一致，包容发展，创造出更多“中国制造”的民族品牌，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年在巴拿马赛会上中国赛品的获奖数量能居参展各国之首，在那积弱积贫的年代，对增强民族自信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然经过岁月的洗礼，今天依然还能傲立于东方古国的神州大地，成为世界民族品牌者却已寥寥无几。如果一再的不断去质疑、挑剔，故意夸大，不得不说有践踏民族品牌，扰乱市场秩序之嫌。正如钟言的署名文章《看茅台的历史荣誉 也看其百年发展》一文所言：“考察茅台一百多年的发展，看其百年前获得的荣誉，也看其百年来对行业及社会发展的所作所为”
仁怀市政协副主席陈兴文先生就说：“茅台即有历史的沉淀，又有今人的艰苦创新，无论从那个角度看茅台，绝不是靠虚荣欺骗搞到手的成果，而是实干与科学相结合的结晶。一个好的结果，绝不可能由不良动机与作为生成。所以说茅台是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民族，无愧于行业，无愧于职业操守的民族企业。”纵观茅台百年来的艰辛发展历程，既有对国家和对民族的重大贡献，也有对历史和社会责任的担当。从当初的作坊式工厂，到今天迈向全球的百亿企业集团，国酒茅台一路挺进，实现从知名品牌到中华民族精品的飞跃，与茅台人始终坚持以“以质求存、以人为本、恪守诚信、继承创新”的企业核心价值观是密不可分的。国酒人始终一以贯之地坚守并践行“质量至上”的理念，恪守“崇本守道，坚守工艺，贮足陈酿，不卖新酒”的质量观，遵循“质量第一，产量服从质量，成本服从质量，效益服从质量，速度服从质量”的“质量四服从”原则，视质量为企业的生命、品牌的灵魂，不断提升茅台酒的品牌价值。
茅台酒之所以被尊为“中国国酒”，不仅仅源自其厚重的历史文化、独特的自然生境、卓越的品质和工艺，以及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中发挥的无可比拟的作用和在海内外市场风雨中历经考验等综合因素，更源自于千百年来历代茅台人对传统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酿造工艺的坚守、继承与创新，是茅台人凝聚千年智慧，千锤百炼，用时间和生命去酿造的结果。
历经岁月长河的积淀和几代茅台人的辛勤耕耘，今天的国酒茅台，已然成为中华民族工商业傲立于世界的自主民族精品、国际顶尖品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的一种承载符号，成为新常态下引领产业走向世界的行业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