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食品召回管理办法》，规范食品停止经营、食品召回和退市食品处置等与食品安全息息相关的行为，比起去年的《食品召回和停止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次的监督管理措施更为具体、法律责任更加明确。比如，明确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一级召回24小时内启动等，充分显示出国家严格食品安全监管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实现食品安全从“监督管理”到“依法治理”的转变。
2009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就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规定，食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从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到一步步具体化和细节化到今天的《食品召回管理办法》，我国“食品召回”机制已从萌芽到逐渐完善。
当食品出现安全问题，立即启动召回程序，无疑是给公众健康加装了一道“安全防线”。在发达国家，食品召回是应对食品安全事件或突发事件的重要风险管理选项，早已成为他们的习惯性做法。1993年～2003年，美国的食品召回年均335起。
食品召回需要政府监管部门发挥主导作用，但如何激发生产经营者的主动性，也是十分现实的问题。
从食品召回制度比较健全和成熟的国家来看，一方面，食品召回首先是食品生产者的法定义务，他们承担召回过程中问题食品的回流、处理、销毁以及产生的相应成本。另一方面，食品召回制度的执行力源于食品召回体系，它包含有生产者、监管者和消费者三个方面的权利与义务，是一个完整的工作链条，而生产者仅仅只是“召回”这一具体行为的执行者。
然而，食品召回的前提是发现问题食品的存在。企业自检测可以发现问题，但是出于经营成本的算计，指望企业主动召回问题食品显然靠不住；消费者也能发现问题，但他们发现问题时往往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已经失去最有利的时机。因此，食品召回必须建立在可靠的检测与监管基础之上，然而，对食品生产领域的监管一直都是薄弱环节，如去年的上海福喜过期肉事件，两年7次检查都没发现问题。
食品召回往往是一个繁琐的过程，退货、换货和回收、销毁缺陷食品等一系列程序，都会消耗大量成本，甚至可能使企业陷入严重的信誉危机直至倒闭，在这种召回即面临更大危机的情形下，有多少企业能有积极性愿意主动实施召回？我们不妨学习、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及早完善相关食品召回险的建立、健全，分散企业的经营风险，让有良心的企业家不至于因为主动召回而陷入经营困窘。这不仅可以使食品召回顺利实现，也有利于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机制，减轻政府的救助压力，促进食品产业良性发展。
